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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126年，靖康元年，三月十六，宋钦宗向三镇下达抵抗诏书。同时，诏令种师道、姚古、种师中分率三路大军支援三镇。

汴京之围后，北宋政治逐渐变得清晰。起码在军事上，已经做好与女真人硬刚的准备

而政治上的准备也在快速推进。

太上皇回銮汴京、主和派遭遇清洗，徽宗嫡系得到清算，宋钦宗还迅速立了太子。

钦宗政府在表面上焕然一新。

随即，一系列进攻性的政策快速出台，

停止遣送逃至宋境的金国官民，“金归朝官民，未发遣者止之”；

取消假日、官员停休办公，“自今假日特坐，百司毋得休务”；

选拔军中人才、抬高武将地位，“诏用祖宗故事，择武臣得军心者为同知、佥书枢密院，边将有威望者为三衙”；

拿出国家名器广泛激发民力，“有能以财谷佐军者，有司以名闻，推恩有差”。

所以，钦宗皇帝要比徽宗皇帝更为积极，正式将宋金矛盾视为当前的主要矛盾，开始认真打仗。

同时，李纲和种师道这两个铁杆主战派，也提出了极为强硬的战略建议。

李纲最多，总共开列八项：

一是效仿唐朝藩镇制度，在北方边地建立一批藩镇；

二是重新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保甲制度，举国总动员；

三是出台政策扶持全民养马，解决军中缺马的问题；

四是退耕还泽，恢复河北地区沼泽遍布的复杂环境；

五是对河北、山西等地毁坏的城池开展大修；

六是免除战乱地区租税，尽快恢复生产；

七是“招商引资”，鼓励商贩向河北、山西地区输送粮草；

八是停止南方海盐输入、恢复解州池盐专卖，解决军费。

李纲的建议比较宏观，种师道的建议则比较具体：

“我众彼寡，但分兵结营，控守要地，使彼粮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”，简单说就是要扼守住几处战略要地，然后跟金军打持久战。

除三镇必守外，主要是沧州、卫州、孟州、滑州这几个地方。

其中沧州在宋金对峙的前线，位于河北地区：其他三个，卫州（今河南卫辉）、孟州（今河南孟州）和滑州（河南滑县），都在黄河沿线。

所以，种师道的建议，实际是点线结合，点是河北坚城、线是黄河一线。那么面上呢？面就是汴京所在地区。保住河北的几个点，才能保住黄河这一条线，进而保住汴京周边这个面。再后就只能交给时间。

山西不论，河北这个地方太难守。所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皇权基本巩固，钦宗皇帝大体可以做到乾纲独断；庙堂基本统一，三镇不能割让、举国准备打仗；战略基本清晰，有李纲全国总动员、又有种师道的军事总部署。

然后，就是执行。

但问题就出在执行上。

北宋虽然体制特别僵化，庙堂能碾死地方、上级能整死下级，但效率特别低下，层层坚决执行却层层从不给力。上级让下级干啥、下级肯定干啥，但干成啥样，下级懒得去想、也懒得去管，处处是非暴力不合作。

关键是朝廷以及上级的决策几乎从来都没正确过。

李纲的全国性建议，立即遭遇执行难。

北宋官僚体系根本无力执行，也不想执行。就三个最简单问题：权谁放、钱谁出、事谁干？

恢复唐朝藩镇制度根本没法办，即便皇帝答应、庙堂也不会答应，文官死活不同意；修城、免税、养马，样样都是巨款，但朝廷和地方都拿不出这笔钱；变河北为沼泽、揽商贩输边地、复保甲之制度，都是王安石才能干出来的事情。

那种师道的建议呢？

李纲建议太宏阔、也太剧烈，相当于在北宋搞了一场李纲变法，所以制度成本、财力成本高到离谱。

但种师道的建议仅是固守几个点、屯守几个城，权能及、事简单、钱不多，关键是没有触动任何人的利益。

同样没戏。

谁说没有触动任何人的利益？

女真刚走、你就修城，主和派肯定不会答应。

不是主和派和徽宗派都都被清洗了吗？

蔡京前后为相二十余年，童贯前后领兵十余年，主和派从海上之盟就一直存在，怎么可能清洗干净？

靖康元年，二月底，“以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，吴敏为少宰兼中书侍郎，李纲知枢密院事，耿南仲为尚书左丞，李棁为尚书右丞”。

这个宰执班子的新晋大臣中，就李纲一个主战派。吴敏态度不好说，后来也变成主和派。

靖康元年，三月份，“以徐处仁为太宰兼门下侍郎，唐恪为中书侍郎，翰林学士何矯为尚书右丞，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”。

这个宰执班子的新晋大臣中，唐恪是铁杆主和派，其他人不好说，却也不是干事的人。御史中丞许翰虽然举荐了老将种师道，但其作为还不如主和派。

所以，种师道这个稍稍“强硬”些的建议，也不能执行，甚至都没能被庙堂决策通过。

尽管如此，那种师道、姚古和种师中入援三镇的军队，不能假吧？

军队已经出征，那皇帝和庙堂的所有操作就必须进入战争逻辑。

姚古和种师中本来就带了军队，所以这两员大将和两支大军不假。但种师道呢？

种师道是跟姚平仲一起来的汴京。姚平仲二月初一偷袭不成，然后就逃跑了。于是，种师道就成了光杆司令。

所以，种师道没有军队。

虽然朝廷各种褒奖、各种加官，却只分给了任务，而没拨给军队。“于是加（种师道）检校少师，进太尉，换节镇洮军，为河北、河东宣抚使，屯滑州，实无兵自随”。

然后，入援三镇的，只有两支军队，即姚古的熙河路军和种师中的秦凤路军。

在勤王军相继离开之后，这两支军队是北宋手里唯二的生力军。

两支军队长期跟西夏人死磕，还是姚姓和种姓的家族兵。所以，这种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军队，远比中看不中用的朝廷禁军更有战斗力。

因此，北宋只要坚决实施种师道的保守防御战略，然后利用好这两支军队，再加上三镇要地的配合，那起码也能组织个马马虎虎的北方防线。

但是，种师道战略建议没有通过，自然没有执行。

于是，只能靠两支军队支援三镇。

三镇之中，以太原为急。

因为女真西路军一直没撤，还在包围太原，那当务之急就是解太原之围。

解太原之围的第一个机会是女真东路军仓皇北归、宋军犹豫追与不追之时。种师中就建议率军过黄河、入河北，然后“由邢、相间捷出上党”。

当时，完颜宗翰，也就是粘罕，西路军主帅，已经撇开太原而南攻泽州。

泽州，即今天的山西晋城，战国时的上党高地，位于山西东南方的晋城盆地。

从河北邢台穿越太行井陉进入山西，直接就是太原。种师中的军队和太原守军里应外合，不仅可解太原之围，而且还能断了西路军的后路。

但是，“朝廷疑不用”。

然后，种师中只能按照朝廷的部署，支援河北的中山与河间两镇。

因为北宋拒绝执行割让三镇的和约，所以女真东路军就要自己拿下三镇。种师中大军一到，河间、中山两镇之危立解；完颜宗望，即女真东路军主帅斡离不，也不再纠缠、赶紧北归。

河北之危解决了，但关键是太原。

北宋庙堂的规划是：姚古的熙河路军入援山西。

姚古从山西西南出发，先后攻克了隆德、威胜等地，但打不通进入太原的通道。女真人的战斗力远比党项人更强。所以，姚古一路基本就算白废。

于是，北宋庙堂只能将种师中从河北调往山西，还是从井陉进入山西、以解太原之围。

虽然庙堂的这个战略部署还是种师中的战略部署，但战略的窗口期已经过去。女真西路军主力不进扫荡完山西南部，而且主力调头、再一次把太远围死。

即便如此，宋军也非全无优势。

因为此次支援太远是姚古和种师中的两支军队，姚古从西南出击、种师中从东南出击，形成了所谓的钳形攻势。

关键是这两个将军都是北宋的超一流战将，而这两支军队更是北宋唯二的王牌部队。

种师中穿过井陉之后，进驻平定军（今山西平定县），连续收复寿阳（今山西寿阳县）、榆次（今山西晋中市）。

这时候，种家军距离太远仅仅咫尺之遥。

然后，种师中不打了，而是继续以太行山以东的河北真定（今河北正定县）作为战略基地。

种师中之所以不打了，是因为姚古的进军速度太慢。

虽然姚古收复了部分失地，但始终无法向太原进军，而是跟金军展开了拉锯战。

原因有二，一是女真人的战斗力非常强悍，而女真西路军比东路军更强悍；二是女真占了先手，扫荡完太原以南后，做了周密的兵力部署。

太原之围跟汴京之围，不一样。

汴京太大、金兵太少，所以始终围不死。而太原太小、金军兵多，所以一围就死。

同时，女真人还在太原城外修了一圈防御工事，切断城内与城外的一切联系。所以，粮草、物资以及援兵，全都无法输入到太原城内。

打仗就怕着急。

但凡太原守军知道北宋还有援军，那就不会轻易投降。

而这一点，金军也知道。所以，对太原可以围却不敢死磕坚城。攻城死伤太重，把战斗力消耗到攻城上，那还没法对付北宋援军。

于是，金军逐渐形成围点打援的战略设计：放着太原守军不打，单等北宋援军野战。

种师中和姚古这两位将军经验丰富，所以都不会中计。金军就是在一厢情愿地守株待兔。

而只要时间够久，种师道的战略原则，“控守要地，使彼粮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”，就能发挥作用。

女真西路军就是在彪悍，也总有扛不住的时候。草原系军队韧性最差，经受不住挫折；东胡系的金军稍微好一点儿，但也很难一直打持久战。而早期女真军队的特点就是以快打慢。当快不能快，自然也就撤了。

然而，北宋庙堂会中计。

三月份晋升宰执的同知枢密院事许翰，竟强令种师中快速进军、以解太原之围。甚至，还祭出了尚方宝剑：责以逗挠。所谓“逗挠”，就是怯战不敢作战。

这就是北宋的政治僵化。前线武将面对庙堂文官始终是一种被全方位碾压的无力感。所以，只能是庙堂怎么说、自己怎么干。

于是，种师中火速进军，甚至连辎重都不带，一律急行军。

北宋庙堂就一定要这么蠢吗？

没办法。

凡事都集于庙堂。所以，庙堂这个大脑就被各种战况、战情给憋大了：一是太原围城太久，城内粮草匮乏到极点；二是情报反应说粘罕已经北归，太原城下仅是一些散兵在畜牧养马。

但是，在古代那个交通不便的情况下，最先获悉情报的只能是最前沿，而不是大本营。

种师中虽然各种不满意却不得不出兵太原。之后，就是在杀熊岭一带遭遇女真西路军主力，最后力战而死、全军溃败。

战败的原因很多，种师中自己也有原因，太过轻敌而进入到了女真人的埋伏圈。但主要是战略上的失误：

一是粘罕虽然走了，却把西路军主力留了下来，只是被隐藏起来，然后向北宋释放了假情报；

二是本要共同进军的太原的姚古一路，却听说粘罕从北方返回了，所以就没再继续进军；

三是种师中出兵太急，既没带足辎重粮草又没带够犒军财物，这就导致军队自行逃散。

而这些失误中，最主要的失误，或最大的错误，还是北宋庙堂。

种师中和手下的种家军，就这样报销了。此时是靖康元年五月。接着，金军立即调头收拾姚古的军队，把姚古这一路赶回德隆府。

再后，就是庙堂追责：瞎指挥的许翰免职、未能如约而至的姚古贬官。

僵化的北宋庙堂，在收拾自己人方面，效率极高。

堪称北方堡垒的三镇，其中太原镇一直被围；堪称国之栋梁的三员大将，种师道因老病辞职、种师中战死、姚古撤职；堪称举国精锐的三路大军，种师道一路本就没有，种师中一路基本报销，姚古一路随即瓦解。

面对这种形势，北宋还怎么重新组建北方防线、重新对阵金军？

没有办法。

但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怯懦的皇帝再次犹豫、懵懵的庙堂再又反复，主和派再次登上前台。

在最危急的时候，北宋将再一次人格分裂。